1930年11月2日，郭隆真抵达青岛市嘉禾路四方村100号，与一名女工进行秘密谈话。她的任务是动员工人参与抗日救亡的斗争，并努力激发群众的觉醒与反抗。然而，就在她忙碌地开展革命工作时，她的活动被敌人察觉，最终被特务捕获。这是郭隆真遭遇的第六次逮捕，她此前已经多次被捕、审讯，甚至经历了残酷的酷刑。然而，不论敌人的逼迫如何，她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与信仰。

这次逮捕标志着郭隆真再次陷入了敌人的魔掌。在敌人严刑逼供的压力下，郭隆真始终坚持信念，从未向敌人屈服或泄露任何革命的机密。她在狱中遭遇的酷刑令人发指，但她始终咬紧牙关，绝不向敌人透露任何情报。在漫长的拷问过程中，她毫不畏惧，面对敌人的威胁，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，始终如一地坚守革命信仰。“宁可牺牲，决不屈节”，她用生命诠释了这一誓言，直至死亡也未曾背叛革命。

郭隆真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的一个回族乡绅家庭。父亲郭荣桂深受维新思想影响，提倡妇女接受教育，然而，传统思想却依然在他心中根深蒂固。虽然他鼓励女儿读书，但所选的读物大多是关于女性应当如何做好妻子、母亲、女儿的传统书籍。郭隆真并不甘心于此，她渴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机会，主张女性应当拥有独立的思考和行动权。

在与父亲的激烈争论中，郭隆真援引了许多历史上女性的英勇事迹，如花木兰从军、缇萦上书救父等，来反驳父亲的传统观念。她的坚持和智慧最终说服了父亲，让她获得了与哥哥一起上学的机会。1913年，郭隆真顺利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，开始了她的求学之路。在学校中，郭隆真以其温和谦逊的态度，细心体贴的举止赢得了同学们的喜爱与尊敬。她广泛结交了许多女性知识分子，其中邓颖超、刘清扬、张若名、张秀岩等人成为她的知己和密友。

她与邓颖超的友谊尤其深厚，二人不仅在思想上有着相似的共鸣，后来还与周恩来等人一起共同创办了“觉悟社”。1919年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应，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，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爱国热潮。郭隆真与邓颖超等人积极参与了妇女爱国团体的创建，号召女性投身于救国的运动之中。她们四处奔走，广泛分发传单，进行演讲，并且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，声势浩大。与此同时，她们还研究并创办了刊物《觉悟》，以此来唤起民众的觉醒，推动国家的复兴。

为了确保组织的安全与隐蔽性，觉悟社成员之间通过代号进行联系和交流。她们通过抽签确定了自己的代号，邓颖超为“一号”，周恩来为“五号”，郭隆真则是“十三号”，她的化名为“石珊”或“石衫”。这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保护革命的火种，确保组织的生存和发展。

随着反动军阀张书元、马良在济南实施戒严，进行大规模抓捕并执行枪决，民众的愤怒达到了极点。全国32个代表前往总统府请愿，要求严惩张书元和马良，然而，徐世昌拒绝接见任何代表，并在当天晚上将其中27名代表逮捕。郭隆真也在其中，并被囚禁。幸好，五四运动带来的民众运动让全国范围的抗议愈发激烈，最终迫使当局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释放了被捕的请愿代表。

受五四运动的影响，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开始关注国际局势，出国留学成为了一种潮流。在李大钊的影响下，郭隆真也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。她通过多方努力筹措资金，最终如愿以偿前往法国，开启了她的留学生活。在法国，郭隆真不仅深入学习西方文化和现代思想，还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女性平等权利运动。

1924年，郭隆真因一位被虐待的中国女子王亚森的遭遇而深受触动。王亚森因被法国资本家虐待而被驱逐出家门，并被剥夺居留证。郭隆真通过撰文揭露法国资本家的恶行，并为王亚森募款，呼吁法国政府采取行动。她的这一行动，让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。

1930年，郭隆真回到国内，担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，积极领导工人运动，创办了《红旗报》和《海光报》。她深入各大企业组织工人斗争，带领工人争取自身权益。然而，最终她不幸被捕，并遭受了残酷的审讯和拷打。她在狱中绝食抗议，不为任何威胁所动，坚守信念，最终在1931年4月5日与邓恩铭等同志一同被杀害，年仅37岁。

郭隆真无疑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英雄式的女性人物。她的坚定信仰和无畏精神，给革命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她不仅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，也在革命中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对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忠诚。她的奋斗与牺牲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发展，她的事迹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成为后人学习和传承的楷模。